。很奇怪，“社会”一词所代表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在儒家的社会与政治哲学中，我们看到了由“家”向“国”的直接过渡，这是人类组织形式的两个连续阶段，正如古语所云：“修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接近于“社会”这个观念的词是“国家”即“国——家”，这与中国人组成象名词的方法是一致的。

“公共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同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当然，有“社会事务”这个词，比如婚礼、丧礼、生日庆祝、佛教仪式，以及一年一度的节日等。然而，英社会生活中某些不可缺少的组成分，比如育运动、政治、宗教都是中国社会明显缺乏的。中国没有教会，没有教会团。中国人避免谈论政治，好像这也是一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不投票选举，也没有俱乐会所之类的地方来辩论政治。他们并不着迷于把人们绑在一块的育运动，而这却是英社会生活的本质。当然，他们也玩游戏，但这些游戏却适宜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中国游戏并不像板球那样将游戏者分成两组，相互争夺。协力合这样的事鲜为人知。在中国人孤僻的游戏中，参加者自己为一方。中国喜扑克，而不喜桥牌。他们一直在玩麻将，而麻将则更像扑克，而不像桥牌。在这“麻将”哲学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

中国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新闻系统中可见一斑。中国人办报纸就像他们玩麻将。我曾经见到过中国人是如何编辑他们的日报的。这里，总编的职责仅仅是写社论。专门负责国内消息的人有自己的版面，负责国际新闻的人有自己的版面，专城市新闻的人也有自己的地盘。这4个人在理各自的门时就像那麻将桌上的4个游戏者，每个人都在猜测其他人手里有什么牌。每个人都试图凑齐自己的一副牌，而把那些没有用的竹扔去供别人选择。如果国内新闻有富裕，其内容则可以很方便地向城市新闻版，这是无需向读者说明的。如果城市新闻版也已过分拥挤，则可以转向凶杀火灾版。没有必要区分什么是版新闻。没有选择，没有合，也没有陪衬。每个编辑都可以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打住，一切从简。加之编辑和读者都是夭生的个人主义者，发表新闻是编辑的事，而寻找新闻却是读者的事，互不涉。这是中国一些最古老、最庞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迄今为止仍在奉行着的编辑方针与编辑技巧。

如果你问为什么没有合作，答曰：因为没有社会脑。如果总编辑试囹行某些改革，而将阻碍改革的城市版编辑辞掉，那么他就违犯了中国家制度的原则。他为什么要涉别人的事务？他是想把那位编辑逐报社，砸掉他的饭碗，使所有靠他生活的人都挨饿吗？如果这位城市新闻版的编辑的妻是报纸所有者的侄女，总编能将他解雇吗？如果他还有一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他就不会这样。然而，如果他刚刚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留学归来，那么他上就得从总编的位于上退下来。另外一位知如何用中国方式办事的人将接替他。旧的情形将继续。读者们将搜寻自己想看的消息，报纸仍将扩大它的发行量，仍将大赚其钱。

这就是在中国人所有社会际活动背后所隐藏着的心理系。找到更多这样的例并非难事。这些例说明中国人缺乏社会脑，而这一尤使20世纪的西方人到困惑，我讲20世纪的人，因为他曾接受过19世纪人本主义的恩惠，有较宽阔的社会观。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使人困惑的例，它真正代表了中国人对社会工作的观念。我想利用《论语》半月刊（中国一无意识幽默杂志）中一位地方军阀关于群众教育运动的讲话。青年人受到国人社会服务忱的染，组织了一场“扫盲”运动。于是，这位将军在讲话中说，学生应该读书，不要涉公共事务。“人家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饭，你要打倒人家。”这很有说服力的论是：文盲们并没有涉你的事务，你们为什么要去涉他们呢？这些话简短有力，就事论事。因为他们是直接地、毫不掩饰地发自讲话者内心的话。对中国人来讲，社会工作看起来总是在“别人的闲事”。一个心于社会改革或者说是心于任何一项公共事务的人看起来总是有稽可笑。我们给他的诚意打折扣，不能理解他。他这样不厌其烦地这些工作，目的何在？他想成名吗？他为什么不效忠于自己的家，设法升官发财，首先帮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们的结论是，他太年轻，或者说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