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但我们不希望家里有这样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男孩有太多的公共神以至使自己陷那窘境时，我们会大胆地预见这个男孩将是他父母的灾星。如果我们能尽早地阻止他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不能，他就会被送监狱，从而使全家都跟着遭殃。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糟。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他，他可能会离家走，加那些有公共神的土匪或盗中去。所以，我们把他们称作“离经叛的人”。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公共神呢？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基督教传教士们想象的沉浸在罪恶之中的异教徒，尽“异教徒”这个名词，以基督教蔑视和批判的力量，似乎非常适合于中国人。如果传教士们能设法理解他们，追溯源，他们的看法可能会转变一些，因为在这现象的背后，是一不同基督教的社会哲学。这区别是观的区别。现代最有教养的中国人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妇女会去组织什么“防止待动协会”。为什么去狗的事，而不呆在家里照看自己的孩，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妇女没有孩，所以没有什么更有益的事情可。这推断也许往往是正确的。我们面前的矛盾是家观念和社会观念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继续究，会发现家观念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

家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由此而生发各社会特，这个家制度以及乡村制度——家制度的更一级阶段——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所有问题。面、人情、特权、恩、谦恭、官吏的腐败，公共机构、学校、行会、慈善事业、好客、正义，以及整个的国家机构，都源于家和乡村制度，都借用这些制度的要旨及其外结构，都在这些制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解释自己特的有启发的理由。从家制度中生发家观念，从家观念中生发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研究一下这些问题，观察一下人作为社会的人如何在缺乏社会脑的情况下行动是很有意思的。

家制度

中国以前并没有“家制度”这样的社会学名词，我们只知家是“国家的基础”，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这制度给我们所有的社会生活增添了彩。这制度是与个人有关的，正如我们有关政府的观念一样，是带有个人情彩的。这制度给我们的孩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制、谦恭，明确的义务，对父母恩图报和对师长谦逊尊敬。这制度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给人一社会生存与家族延续的觉，从而满足人们永生不灭的愿望。通过对祖先的崇拜，这制度使得人们永生的愿望看起来是那么切实，那么生动。这制度培植了家族的荣耀，就是在西方也很容易就能看到的那荣耀。

这制度甚至还可以涉足于个人非常的事务。它从我们手中夺去了缔结婚姻的权利，把这权利给了我们的父母；它让我们与“媳妇”结婚而不是与妻结婚；它使我们的老婆生“孙”而不是生儿；它还百倍地增加了新娘的义务；它使年轻人到如果大白夭将自己的房门关起来是非礼行为，使英文中的“privacy”（独、私事、秘密，隐私）这个词在汉语中失去存在的可能。它像收音机那样迫使我们习惯于喧闹的婚姻、喧闹的葬礼、喧闹的晚饭、喧闹的睡眠。它像收音机那样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发展了我们温和的脾，西方人就像一个未婚的姑娘，只要照看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她总可以打扮得整洁一些，而中国人则像大家中的媳妇，有数不清的家务在等她去。于是，这制度在我们心中从小就培养了一冷静，使年轻人循规蹈矩，格守本分。它为我们的孩们提供了过多的保护。很奇怪，很少有孩们造反与逃。在以父母为中心的独裁家中，这制度使年轻人失去了事业心、胆量与独创神。笔者认为，这是家制度在中国人格形成上最灾难的影响，父母的葬礼使文人学士在三年之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也是内阁成员辞职的一个绝好理由。

家理甚至涉足我们的旅行与运动。《孝经》（从前的学童都要背诵的）中发展了一理论，即“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的门徒曾临终前说：“启予足，启予手。”即要人们检查他的手足，没有任何损伤，可以完整地回给自己的祖先，这与宗教情已相差无几。家理限制了我们的旅游，孔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于是，最佳形式的游历，亦即漫无目的、不期望达到任何特定地的旅游，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有的。孝“不爬，不涉险”。所以，在阿尔卑斯俱乐里，没有一个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