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或“诸生”。有不少这样的“童生”（他们都是成人）受官府或地方基金的供养，云集四乡，就像失业者一样。

在这最初两级学衔的以及毫无学衔的人里，学识较好的一些人成为教书先生，较差者则成为乡绅。他们是业余的律师，以包揽诉讼为业，常与衙门相互勾结，或者垄断税收，与当地豪门串通一气。他们能死记背《五经》，大分人还可以背朱熹的官方注解。在他们看来这是孔学真理之唯一正确的解释。除此之外，他们在学术上毫无所知。他们写不漂亮的诗篇，他们为科举考试而作的准备局限太大，他们学的八文又是如此死板，他们本不能写一篇像样的新闻报导或者一张简单的涉及极其庸俗的商品名称的商业短笺，这一他们不如熟练的生意人，后者轻而易举地超了这些读书人。不过，这些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有阶级觉悟、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下面，我引用顾炎武写于清初的一段论述“生员”的文章：

〖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然讼遗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则保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天下之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事，得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治之而不可治也，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日是杀士也，坑儒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于路，请托偏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蠢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

顾的这篇文章，写于这罪恶昭然若揭的时期，不过这些学士、硕士以及受过教育的游民的寄生虫本质，都代代相传至今，未始有任何变易，他们在今天被称作“大学毕业生”。

当然，他们也并非都是这样的恶。每个城镇、乡村里总有几位善良、隐居、俭朴、知足常乐的读书人，他们属于被压迫阶级而非压迫阶级，因为他们选择了君固穷的路。偶尔一个城镇里也会有几位德尚的学者，他们故意避免应试，埋于学术之中。学术著作常可朔望于这些学者，以及那些较为聪明和成功的候补官员之手。

就整而言，旧式文人无论如何要比现代大学毕业生正统得多。他们对世界地理的知识可能不太可靠，但在格的陶冶和举止的修饰上都比较地。无论是旧式的还是现代的教育制，都傻乎乎地相信可以用一系列考试来测量一个人的知识，并受这样一个愚蠢信条之苦。考试本有其机械的本质，它调知识的贮存而不是发展批判思维的能力。批判思维的能力是不能简单地打上75分或95分的，而古罗与迦太基之间三次战争的日期却是可以打分的。并且，大学里任何一项考试都必走是这样一质：在考前一星期通知学生，学生便可以作好准备，否则大家都通不过，而任何靠一星期死记背得来的知识，也很容易在同样短的时间内遗忘殆尽。能够杜绝学生死记背的考试系至今尚未设计来，而现行制的受害者只是那些教授，因为他们由此而相信学生真的领会了所学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