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的思索，从过去要求现在的解答，从现在要求未来解答。发扬过去而绘画未来是容易的，检阅现在而冀获未来之光明与了解是困难的。因为在光荣的过去与可能的光荣的未来，二者之间，横亘着一个山谷，你要跨过它，必先下降然后上升。他需要的现实主义而非稚态的信仰，较需要明的智慧，如国的情；因为国情是廉价品，它可以几分钱一斤价购得之，盖即为新闻纸上的记载与衙门墙上的布告——无非是纸上空谈而已。

中国有句俗语，叫宁为太平狗，莫作世人。中国人人都愿意太平盛世一条狗，可竟没有这般运气。因为我们生存于不安定的清醒的时代，缺乏对革命的信任心。盂说过哀莫大于心死，而现在人们的心真已死了。1926年时代乐观的理想主义至1934年已让其地位于冷观主义与迷醒者，轻世肆志的冷嘲主义在一切报纸文字和私人谈话中都可见之。

慢慢地艰辛地认来，我们的变革愈多，而愈留滞原来的地位。政府制度虽变革，它的骨仍不变革，那本质上的腐败、懦弱、无能，永久存留着，本上是绝望了的。对于一般羡慕哥孛罗（marcopolo）所称的中国之欧人士——哥孛罗称的中国是那样庄严宏伟——那现实的中国将令之大吃一惊，而对于中国是失败的承认。慢慢地艰苦地人们将认我们至今仍被统治于封建酋长的下面，那个得见韩复榘的开明专制政治的省份该是大大运气。他同时行使省长县长推事，陪审官和律师的职权，他随意鞭挞一个人而餽赠另一人以数百元大洋钿，据他的直观的观相术，给予人民以某程度草率的公与保护。于是突然觉察现在统治我们的是十几个伪装的专制君皇代替了一个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过在族革命上获得了胜利，它不过粉碎了一个皇统，而剩留下一堆毁垣碎瓦和呛人的尘灰。有时人反愿意仍受专制帝皇的统治，而疑怪曾国藩当时平定太平军之后为什么不军北京，恢复汉家天下，而且他当时图大计，易如反掌，也有人这样劝过他。但是曾国藩是地的孔教徒，德上取审慎态度，而建立新朝有所谓篡逆之嫌。总是中国人民倒了霉！

徒然的懊丧。但是一个人生长在中国，临乎崩溃的前夕，怎还能因此徒然的懊丧而被非难呢？作者仍能回忆童年时代的中国，那时不见得是受着很好的统治，那是确实的，但它不失为一个太平的中国。满清政府的贪婪、腐败和无能，是与现在无异，而有些官吏贪心尤为厉害，但最坏的官吏还受弹劾，受监禁的分，因为那时还有一制度。也有好的督抚，也有坏的督抚，但他们是有教育的官吏，而不是啖大葱、破骂人的军阀。也有好县令，也有坏县令，有几个为人民所，有几个使人民畏惧，但是那些越了限度的，引起全城镇的罢市，此等案件乃上达于朝廷，而县令受到革职迁调或其他分。是以虽说不完备，总有一个制度，总有相当赏罚，时势总还太平。那时没有内战，土匪不致十分猖撅，你可以安安全全从这一省旅行到那一省。

因为老的中国不是像今日那样的混。捐税的征收虽非基于人民的同意，它却基于习俗与惯例，这就是真正的土地法，而农人们很熟悉秋二忙所应缴付的一切。那时候还未闻有所谓棺材捐、轿捐（福建南）和猪捐、产猪捐、小猪捐、猪槽捐、称猪捐、宰猪捐、猪捐、猪粪捐。（上述名目行于汕、汉）尚未闻有仁义捐、公益捐，而农人之不鸦片者以懒税。那时的农夫还不致售鬻妻女以付税款像有些江北农夫的命运；他们也不致被军人阻止收获，以为不付新税之报复，像广东番禺县县长于1934年秋尝禁止之。人民不致预缴30年后的赋税像今日之四川省然。他们不致负担30倍于正税额之田赋附加，如江西曾经一度实现者。农夫不致被迫缴付税款超过所有的资产，因而被捕狱，以追现款，鞭挞之声，达于外，惨呼彻夜而不息，如今日陕西农夫然。中国是地球上最失政的国家，而她的贫苦的人民，被卷于暴力的漩中，不自明了，却是其不屈不挠的勤勉辛劳而容忍的一切，最后终能克服困难。等到他们的最后一文钱被榨取掉，让他们为乞丐。工作与生活的要求再接再厉地涌，但仍保持很兴的心情，而因为他们的老实，因为他们的和气，上帝将永远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