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了。

《社会学》这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国是怎样判决秽书的：起诉人从大书里摘一段来，念给陪审员听，然后对他们说：难你希望你们的孩读这样的书吗？结果海明威、劳斯、乔伊斯就这样被禁掉了。我不知我们国家里现在有没有像海明威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我知假如有的话，他一定为难以发表作品而苦恼。海明威能写让起诉人满意的书吗？不能。

我本人就是个作者。任何作者的书版以后，会卖给谁他是不能够控制的。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尽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也不能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手里，起到手前唤起的作用。故此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存在，所以你的书不能。这不是太冤了吗？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事实上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十六岁的男孩，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是不求上、随时要学坏的那一。

我本人又是个读者，年登不惑，需要看专业书，并且喜看严肃的文学书，但是市面上只有七十二个故事的《十日谈》、节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克，还有一些心理学社会学的书，不客气地说，得完全是乌七八糟。前些日买了一本福柯的《史》，本看不懂，现在正想办法找英文本来看。这情形对我是一极大的损害。在此我毫不谦虚他说，我是个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看待。

这事情背后隐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一本书能不能，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对我来说，书刊审查不是个环境，而是个知识环境问题，对其他知识分也是这样的。这一是《社会学》上没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脑的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待着。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又都撵回到国去，所以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太人，我敢说现在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国如果现在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

假如说市场上有我需要的书，可能会不利于某些顽劣少年的成长的话，有利于少年成长的书也不适合于我们。这一与意识形态无关。举例而言，《雷锋的故事》这样的书对青年有益，把它译成英文，也很适合西军校的学员阅读，但是对于那些秃教授，就不那么适宜。再比方说，《罗兰小语》、琼瑶的小说，对国highschool的女生很适宜（可惜的是国这类书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年过四旬，拿了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讲社会学的知识分就不适宜，如果要他们读的话，大概会到有恶心。这人甚至会读storyofo，虽然你问他时他不一定肯承认。有人会争辩说，孩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为他们牺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

摆脱童稚状态（3）

现在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这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哪些他不能知。这不仅是因为成人接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而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层结构》里指的，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童稚状态，于弗洛伊德所说的门时期。也许，因为原因，特别是历史原因，我们下还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法。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一法是继续保持童稚状态，一法是摆脱童稚状态，准备长大。相信前一法的人，也相信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杜撰的号——无知即力量；相信后一法的人，也相信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下一步”当然不是把日历翻过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应当是日历永远翻不到的明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3年第6期《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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