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于事无补，“中超之父”郎效农救不了中超，足协前后两任主席王俊生、阎世铎也救不了中国足球，如果好人、圣人能救得了中国足球的话，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当足协主席吧。

如果纯真救得了中国足球，那么法国足球的鼻祖应该是圣女贞德；如

董路认为，中国足球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人”的革命而不是“制”的革命，中国足球的祸是现在的“人”上，任何一先的制下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最终结果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并且善良地认为，“即使中国足球始终于现有制下，如果相关人等能够实事求是、克已奉公、各司其职、公正公平的话，中国足球也不应该混不堪了……”

是的，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的人格素质低下造成目前中国足球的困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首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社会结果的造成源肯定是制而非生活在制之内的人，如果本末倒置的话，那极易倒退向封建的几千年来的“清官论”——希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清官大人就能够改写历史环境，希望包大人的铡刀能一刀下去就为秦湘莲伸冤让封建时代的妇女们从此得到解放，希望刘罗锅能带皇帝微服私访从而一举除长江堤防的丑行，希望冯玉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红薯”的正直宣言就能让蒋王朝的劣习尽收……拜托，“清官”从来没有救得了中国的任何事情，包括中国足球，比如许放先生临死之前也没有一双新鞋可穿，但他撒手尘寰后却钻来那么许多蝇营狗苟。

（三）私论——

今天，对于这场革命的评论有危险的德化倾向，用封建的德标准来误读今天的革命和革命者，除了楼世芳先生手执“血统论”外，还有董路先生的“人格论”，和敌人喝了酒就不是革命者？和敌人握手拥抱就意味着妥协投诚？在我的印象中，董路是一个难得的正直评论人，但如果正直到了《十五贯》里那个“过于直”的县官境界，就会现狭隘、简单的倾向。

从我10余年的一线采访中，我能够（包括全长期采访中国足协的记者们也能够）肯定郎效农是一个清廉正直的足协官员，即使延伸到整个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序列中，郎效农也是一个在品德守上无可挑剔的人，几乎每天早上、每天夜里你都可以见到一个老僧定般的郎效农孜孜不倦地在为中国足球工作，他从没有收过红包，他甚至从没有去过桑拿房……还有王俊生，还有阎世铎，还有李晓光，还有王彬、董华、冯剑明、张吉龙……等等，他们算不上尚，但从某意义而言，由于中国足协10余年来面临的批评和压力，已使他们夹着尾成为中国机关里还算清正勤勉的一族。

（可疑，投资人还是投资权力的人？程建国先生认为这些足球投资人的望在于“城市名片”，是投资权力以及相关而来的政策倾斜、广告效应。我想问的是，贝鲁斯科尼、阿布、默多克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只要对足球运动有推动力，你它动机如何，没有私就没有革命，中国足球的一大原罪就是缺乏取望。你纯，你救得了中国足球吗？）

但因为徐明、罗宁们与阎世铎有一个酒局就认为双方耳鬓厮磨握手言就未免武断，革命难不需要请客吃饭吗？曹与刘备不是也在亭上煮酒论英雄吗？李自成与张献忠不是也并驾齐驱笑谈“双雄会”吗？泽东与蒋介石不是也在1945年于重庆某个山茶居上推杯换盏吗？用这样世俗的标准来怀疑10月18日晚、19日晚徐明们与阎世铎们的碰质是一苛求，至少，这一场中国足球革命是一桩正反利益碰撞的大事件，而不是飞短长的胡同邻里纠纷——急了，拎板儿砖往阎世铎上砸去，真正的革命牵一发而动全，不动声之下却惊心动魄，不是每次都有看官们需要的血腥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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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我相信朝鲜足协的官员们一定是人品无瑕的，以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肯定忘我无私勤奋工作，但在那样的制下，朝鲜国的足球平又怎样呢？而在它隔了一条三八线的南，韩国足球却在职业制下生龙活虎。

“在一个‘非革命的年代’里，革命通常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字……‘革命’俨然一跃成为中国职业足球领域最新行语……遗憾的是，在革命降临之前，夜幕首先降临了——大宝饭店门外，各家俱乐老总们彼此说着‘大宝啊，明年见’……”这是由于最近专攻评论的董路先生对于新闻事实把握不准造成的，这怪不得他，因为他以为俱乐开了个务虚会议就妥协了，没有第一线的他不知的实际情况是，老总会只是斗争中的一个幌，更激烈的角逐是夜就在“投资人”与阎世铎之间针锋相对地展开。

革命才能活命（3）

再尚的人格也对大环境无济于事，在正确的制下，制会迫不那么尚的人们来适应新形势，打“人格论”，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清官论”，天哪，包公包大人、海瑞海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