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言说了。

被称作“黄金时代”或“革命时期”的阶段正在一步步变成历史，它离我们越远，我们越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这个时候，王小波写了他的上述小说，把那个时代放在人类理智共同标准的天平上来掂量，掂其全无意义背后起支作用的荒谬逻辑。他以中国作家一贯欠缺的喜剧神txt小说上传分享

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1）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应该算是典型的大陆文学，但由于原因，却首先在香港版。《黄金时代》由三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背景是“文革”时期。那是一个个人无助而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年代。作为个人，很难有个人意志和尊严可言。指鹿为，鹿就是。人只有接受这现实，而无证明自己的可能。谈起那个年代，许多过来人都心有余悸，一儿都不有解虞之。但作者却将这恐怖化作一荒谬。他对外的现实采取了一全盘承认的态度。既然不能改变，不如依法炮制。被发落到边疆农场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脸不黑而且白，房不下垂而且耸”，就被舆论污为“破鞋”。据小说主人公王二看，只有两个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无姿，没了当破鞋的本钱；2、脆偷汉，当名副其实的破鞋。王二赞成第二，总之清白不得！这是一看透了荒谬，自觉不值得在理层面上与之较量才产生的心态。这就摆脱了文人的传统悲剧模式，摆脱了理想和幻想的纠缠。这里不妨与张贤亮的小说一对比。《绿化树》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灭，于是才有结尾踩上红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情还抱有幻想，于是才有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情的历程”。在《黄金时代》中，这两层理想和幻想都没有，于是小说便形成了一嘲讽和戏谑的风格。

荒谬的年代培养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在《黄金时代》里，王二回忆：“我记得那些日，除了上山放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这与加缪的《局外人》有同有异。同样是对荒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是一度的冷漠，连母亲死了都无动于衷，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王二们则不同，他们是想局外人而不得，他们没有那份可以置局外的自由，面对荒谬的境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无能为力，如同阉，只有被阉的份儿。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面对绝对的荒谬，较真儿只能是自取灭亡。置于绝对荒谬的大游戏中，千万认真不得。既是游戏，就不能破坏游戏的规则。王二的世态度是：“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我对付不了你，我就不如合你。他和陈清扬对清查、批斗采取的就是一合的态度。让王二写代男女关系的材料，他故意写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衷于看材料的人。是王二们反抗外世界的最后据。王二说：“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既然外力量对于我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人的望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你你的来，我我的来。你的荒谬无理可讲，我的也无理可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丑陋”和政治权的荒谬在程度上足以匹敌。陈清扬曾认为：“真的事要有理由。”这正是她烦恼的原因。荒谬的本质就是无理由可讲。最后，她达到了犬儒主义的化境，不再为是不是“破鞋”而烦恼，“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一双洗得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上一挂，等待上台了。”并为她是挨斗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

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是要读者沉浸在当年的气氛里，而是通过今天的主观滤光镜看当年。中国当年斗“破鞋”，挨斗者必定狼狈不堪，羞愧难言；而批斗者则居临下，如同动园里看猴。但在小说中，这一切都反过来了。神上的优胜者不是批斗者，而是挨斗的王二和陈清扬。王二们神上很优越，态度上很从容；对方则显得十分委琐。小说既能在对人心理的察上乎其内，又在价值判断上乎其外。这叙事方法是颇为现代的。